武汉市征用第五批定点医院改造完毕后开始收治患者

中新网2月3日电 据武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微博消息,为缓解全市病床紧张的现状,加快推进医疗救治工作,我市拟再新增一批医疗机构作为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及确诊病例的定点医院(其中武汉商职医院、市第八医院同时收治首次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疑似病例),待改造完毕后开始收治患者。

只是,因疫情缘故,亦让一个年轻警官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特殊时刻,需要给旅客传递出人性的善意。站里的领导经常叮嘱我们,疫情期间隔离的是病毒,但不能隔离爱。”

“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避免医护人员被感染,是我们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这场战斗中的一个重点。”广东省卫健委主任段宇飞在发布会上说。

胡晗说,上一次写信是刚考上大学。离家到外地求学,信里表达的是一个学生对新生活的感悟。此刻写信,内心充满对亲人的担忧和牵挂。“母亲一直在医院坚守着,很久没休息了。这个病传染力这么强,怕她扛不住。”

从疫情发生至今,胡晗和他的同事已连续作战一个多月。“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140多人,关键时刻全员在岗,没人掉链子”。

第二种方法是用免疫法来治疗瘟疫。这主要是指天花。天花是一种古老而且死亡率较高的瘟疫,传染性很强。公元960年到1567年,中医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所谓人痘接种术,就是用天花病人身上的病毒去轻度感染那些没有得过天花的健康人,从而产生免疫力,来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这是一种免疫疗法。根据《中国疫病史鉴》的记载,自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中国古代先后发生过300多次瘟疫的流行,但是由于中医的预防、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一定的时间内控制了瘟疫的蔓延。

“一本护照承载的‘内容’太多,稍有不慎就会被坏人‘钻了空子’。”胡晗很清楚,无论何时,作为边检警官根本职责是不能丢的。

“除了常规的查验程序,每个人都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比如要防范查处非法入出境活动,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胡晗说,平日里,还要防止某些不法分子“闯关”出境,“电影里的剧情,在这里是真实发生过的。”

当天凌晨,武汉市卫健委对外通报:武汉市共有15名医务工作者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此外还有一名医务工作者属疑似病例。这16名医务工作者中,有一名属于危重症。

谈及这件事,胡晗说,“母亲平时是个很坚强的人,不太会说肉麻的话。可能这次疫情太重了,每天看到那么多病人,有感而发。”

黑龙江省有关负责人表示,黑龙江将继续增加绿色和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发展高质高效农业,着力建设国家粳稻口粮战略保障基地和玉米、大豆优质粮源生产基地及种子基地。

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的文章都说明了,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确实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瘟疫。

“这次我去了武汉,去了好几家医院。这些医生的工作非常努力,一直都在工作,没怎么休息。”钟南山说,他在武汉调研后发现,这些被传染的医生,往往并非收治肺炎病患的科室医生,而是其他科室医生,比如神经科或者外科医生。钟南山认为,一般而言,收治肺炎病患的科室医生明白风险,会更加重视自我保护。但其他科室的医生极有可能面对隐形病患而不自知,进而被传染。

雷春亮指出,医院有义务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他表示,该院的防护措施具体到部门、岗位,相应采取不同级别的防护。在送检患者标本时,将采用最高规格的防范措施。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作为医护人员的家属,胡晗注意到几天前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不幸去世的消息,令他再次为母亲的安全揪心。

到了唐朝,瘟疫仍然频发。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江东发生了一场大瘟疫,“死者过半”。唐代著名文人独孤及写了一篇文章叫《吊道殣文》,描写了当时的惨状:“辛丑岁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说的是那年因为大旱,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第二年又遭遇一场大的瘟疫,病死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整个城市都空了,活着的人没有吃的,死了的人没有棺材去埋葬。

黑龙江省201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500.6亿斤,实现“十六连丰”,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持续巩固。现代农业和绿色发展优势不断释放,农业绿色化、优质化、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耕地轮作休耕面积1415万亩,绿色和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分别达到7470万亩、650万亩,新建生态高标准农田780万亩,建设高标准出口基地470万亩,秸秆还田率达到57.8%。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瘟疫。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关于这场瘟疫的文字记载,是曹操的儿子也就是魏太子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写的一封非常有名的信。这封信被收录在《昭明文选》中,标题为《与朝歌令吴质书》,是写给朝歌令吴质的。曹丕在这封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徐、陈、应、刘,指的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事实上,“建安七子”中共有5人死于这场瘟疫,可见这场瘟疫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曹丕想起多年的诗友一朝凋零,万分伤感。

看到国家用包机接回武汉市民,特别是看到那种渴望回家的眼神,胡晗在查验护照、盖上入境日期的同时,会时不时同旅客说上一句:“欢迎回家”。

第一种方法是药物治疗。比如,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医方的鼻祖,这部书记载了大量对于治疗瘟疫有效的方剂。这些医方的可贵,在于它们很多是验方。所谓验方,就是经过实践检验、可靠有效的医方。所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的很多验方,一直到今天仍然为中医学者所尊奉,张仲景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后来,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都是中国历史上治疗瘟疫的神医。

“口罩和护目镜下露出的每一个笑容,对他们可能都是种鼓励。”胡晗说,他身后的武汉,不会一直“病着”,需要所有武汉人齐心协力,共同治愈这个“家”。

电话那头,胡晗的说话气息不断切换着:“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心会像被针扎了一下,很惋惜。这个社会应多关心一点医务人员,平日里默默无闻,可到了关键时刻每个人都义无反顾往一线跑,他们也有家人啊!”

历史上曾经记载的这些瘟疫造成的惨状,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我就不一一详述了。

“这些天只有到了凌晨我妈才能接电话,她总说一切都好,穿着防护服很安全,一点也不累。但鄂州只有一家三甲医院,当地形势也很严峻,她在发热门诊能不累吗?”胡晗说,“写信,可以把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装进去。”

“当一个热爱的城市‘生病’了,你发什么信息都显得苍白无力。”胡晗形容,他最怕看到外面对“武汉”的评价,即使是正面的、积极的信息,都会触碰自己敏感的神经。

段宇飞称,为了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广东省卫健委在第一时间就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医务人员在进行发热病人的监测筛查过程中,做好自我保护工作。此外,该部门还下发了医务人员诊疗过程中的技术规范。

“家是什么?平日里体现的可能是柴米油盐、一些琐碎的事。但到了危难关头,很多人宁可放弃自己先救家人,这种出于人性本能的反应,任何时候都难以复制。”叶冬云说,中国人的“家”,或许只有此刻才能还原本来面目:不求富足、不求山珍海味,只求一个“健康平安”。(完)

总而言之,瘟疫的产生和传播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就一直存在着的现象,人类的历史,就是我们不断和瘟疫、和流行性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所以,在这个新冠病毒肆虐的特殊时期,从历史视角看瘟疫,更让我们增添了人类最终将战胜流行性传染病的信心和决心。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副省长张光军亦强调,要督促各医疗机构认真落实消毒和隔离技术规范,加强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规范做好医疗废弃物处理,切断院内传播感染途径。

胡晗至今记得,那封信发给父母两天后,母亲才用微信回复了几句话:“看得出是真情实意。感动、欣慰、思念、心安!”“在家你是儿子,在外你可是人民警察。你守好国门,不要让一个坏人进来或出去,我守护生命,不会让一个患者轻易离开!”

那么,面对各种瘟疫,我们的先人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的祖先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对付瘟疫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方法。

“看到这样的场景,再坚强的人也会忍不住落泪。”她说。

目前全国各地都对疫情严阵以待。广东一省确定了省级定点救治医院30家。据财新记者了解,其中多家医院都已取消春节休假。比如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该院院长雷春亮告诉财新记者,春节期间,医护人员将“全部待命、随叫随到”。该院曾在“非典”期间承担了广东地区大部分病人的接收、救治工作。

落笔前,胡晗称想了很久,“现代人的生活里,写信是极其少见的。有事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足矣。特别是像我这样的‘95后’,给爸妈写信,难免有点矫情。”

1月21日下午,广东省政府就武汉新型肺炎召开新闻发布会,钟南山在会上表达上述观点。钟南山现年84岁,是中国2003年抗击“非典”的领军人物。

“我们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合理安排医护人员。”段宇飞说,一方面医生要有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的时间。

这些天来,这位母亲见过不少属于聚集性感染的患者,一家人有老有少。“哪一个人不幸离世,都会将整个家庭撕裂。”

另一个重要的佐证是曹植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说疫气》,其中也描写了建安二十二年这场瘟疫流行的状况。文章里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曹植虽然把这场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鬼神,但是他对当时瘟疫流行的恶果描述得非常真实、全面。

医院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公共场所。这里患者密集,更容易滋生和聚集各种细菌和病毒,医患之间亦有可能发生传染。

如果说胡晗此刻在国门值守是为让漂泊在外的人顺利回家,而在武汉60多公里之外的鄂州,母亲叶冬云每天则需十几个小时坚守在发热门诊,为的是治愈更多的“家”。

在普通人眼中,机场工作的边检民警通常就是查验护照、盖章等这些机械化重复性劳动。但鲜有人知道,他们身上承担着的责任有多大。

他想着,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好国门“边境线”,让每一个出入境旅客可以“感受到武汉还有健康的机体,没有被疫情打倒,以后会更好。”

第三种方法是隔离传染源。中国古代的医师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瘟疫有着很强的传染性,所以,尽早发现、隔离传染病人是非常必要的预防措施。从汉代开始,古人就用隔离病人的方法来防止瘟疫的传播,甚至在古代战争期间,军队中患病的士兵也会被隔离开来。实践证明,这种隔离病人的方法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他说,“其实大家都清楚,每天要接触那么多旅客、查验上百本护照,没风险是不可能的。”

时隔6年,24岁的武汉边检警官胡晗在抗“疫”期间,鼓起勇气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

“这说明医院要注意到所有的医护人员,而不仅仅是重视收留病患的病房。”钟南山说,一旦医生被病患传染,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医生还要承担治病救人的重任。

这个春节,胡晗没发一个朋友圈,连平日里喜欢刷微博的习惯都“戒了”。“微博里说什么的都有,有些令人感动,有些让人心寒,索性干脆不看。”

这意味着:武汉新型肺炎病毒,出现了“人传人”。这一场景并不陌生。在2003年非典期间,多名医务工作者感染SARS病毒,部分医生殉职。2015年韩国MERS疫情爆发时,亦有几十名医生在院内感染。

除了以上三种方法外,古人还积极搞好公共卫生,以防止瘟疫蔓延。这些有效的防治瘟疫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宝贵的财富。

“特别是一开始床位紧张的时候,有的老人属于重症,子女会让老人躺在自己身上,哭着请医院先救父亲,可他们本身也是感染者。有的是孩子症状较重,父母像疯了一样恳请医生先救孩子……”